功能监管是不是可称为“监管新思维”，其实不无可争议之处。上周，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首届陆家嘴论坛上明确表示“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的监管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至少表明我国金融资本市场遇到了不能不深刻反思的新问题。

　　从1997年波及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无不对各国金融体系监管制度提出了最为引人注目的挑战。中国自然也不再有可能成为唯一的例外。虽然有关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单向监管还是全面监管、封闭式监管还是开放性监管争论了多年也仍没结果，但功能监管时不我待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显然并非简单的旧事重提。

　　功能监管本是指相对于机构监管的一种监管模式的转变。不提“机构监管”而提“针对机构进行监管”，也不讲监管模式的转变而讲“过渡”，其中或许不无搁置争议的考虑。但朝着功能监管的方向前进，本就不是单兵突进，而是分工不分家，这也是应有的共识。

　　我国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之间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但随着金融一体化和资本开放进程的加快，上述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相互渗透和交叉的趋势却不断加强。银行不仅可以代理保险业务，还可以代理证券业务、代销证券投资基金；保险资金已可直接人市，银行资金人市事实上也总是屡禁不止；至于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公司事实上已构成混业经营，融投资理财、储蓄与风险管理于一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是逐渐超越分业经营的界限渗入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并越来越被更多地接受。在以邻为壑的监管体制下，这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趋同性、交叉性与可替代性，非但没有有利于监管机制行政化色彩的淡化，反而导致了金融行业越演越烈的市场竞争，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增加了交叉监管的成本，产生了较高的协调难度，严重影响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几年来，围绕银证通业务的叫停、投连险的退保风潮以及银行系基金的问世所引起的争论，以及最近所遭遇的印花税、大小非和再融资风波，无不使深层次的矛盾一次又一次地浮出了水面。

　　毫无疑问，规范大小非的减持行为离不开监管部门更离不开国资委的适度制约。但是，限制得了大小非的减持节奏和减持力度，限制不了大小非的套利冲动。大小非和中小投资者在全流通上反映出来的利益不一致，并不是现行监管模式所造成的，监管模式形式上的跟进远远适应不了利益矛盾的深化。在中国股市的市场功能定位于为融资、再融资服务的前提下，监管部门要言行一致地一切“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为重中之重”实在不太容易。

　　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监管的根本问题不是行为模式的选择，而在于功能的定位。监管功能是监管权力的表现。过度追求效率常常是监管权力失控的原因，但监管权力如果同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联系在一起，就成为监管腐败的温床，那就根本没有什么效率可讲了。所以，对于监管功能的定位，不能以维护监管权力为出发点，更不能以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为出发点，而只能以实现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有效法律保护为最大目的。只有在普通投资者权利能够得到有效法律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也才能使有效自律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坚实基础。否则，什么都谈不上。

　　没有人不相信股指还有上升的空间，也没有人相信短期内的股指会升得太高。原因不是别的，期待中的后续救市措施假如并未如期而至，那么，即使股指上行的惯性不至于马上消失，单靠惯性维持的上升动力又能持续多久呢？

　　尽管沪深股市已经一步踏进了监管信息公示时代，但是，对于政策市，没有风向标的日子还是依然如旧。乘上救市航班的沪深股市显然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在哪里，同时，也不知道它的飞行员会不会飞了一圈又返航。各方投资人尽可以对救市充满期待，但是，谁也不可能对后市的变化一点也没有担忧。毕竟，并没有人对救市承诺过什么。

　　虽然规范大小非减持被认为是救市，降印花税更是一致公认的救市之举，但是，这显然还都只是大多数人的个人看法，是一种舆论的主调，并不是管理层的解释。经验告诉我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都是可变的，这就是政策市。救市尽管一向是政策市的拿手好戏，但在它启动的时候从来就不是张扬的。

　　如果说救市行动推进了一二步，那么，究竟什么是它的第三步呢？真的会有人们所预测的“七步棋”吗？尽管“救市组合拳”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同样不能不让人担忧的是，这似乎也只是市场的说法，或者说市场的企盼，管理层可从来也没有过类似的表达。救市的前两步尽管不妨视为管理层的从善如流，可也不能由此而认为政策市就是有求必应的观世音。

　　无可否认，此次的救市之所以能够收到人们所期望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靠的是政策上的纠偏。不过，尽管笔者不能同意有些人对下调印花税“错上加错”的指责，更不能同意所谓“这是中国在朝着建立价值核心资本市场的终极目标努力过程中的一种倒退”的说法，可惜的是，有关方面虽然在行动上纠了偏，口头上却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表述，这也就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慨。印花税的下调，如果并不是顺应民心的纠错，而只是功成身退式的收兵回营，那么，也许真的将孕育着一种倒退的危机。因为这样的下调充其量只是表示其已经完成了当初的历史任务，一旦股市再出现所谓的非理性的上涨，作为市场调控工具的印花税就还会再度出山，就像现在的“哪里来哪里去”一样，无非是再走一个从终点回到起点的轮回而已。

　　笔者想强调的是，目前被视为救市的纠偏之举，也许本质上也是改革，或者说是从偏离改革的轨道回到改革正道的开始。但是，大小非之所以“按下葫芦浮起瓢”，在解决了非流通股的流通权问题后暴露出严重的利益不平衡问题，就是因为改革没有改到位。这说明，如果仅仅着眼于股改后遗症的拾遗补阙，而对根本性的制度弊端不进行深入的改革，不要说未必真正解决得了存量大小非的老问题，即使解决了，也还会发生增量大小非的新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发行定价制度以及市场交易机制等一些深层次改革的渐次推进，虽然未必就是有些人所设想的“二次股改”，改革的步子也未必如人们所想象的“救市组合拳”那样明晰，然而，恰恰因为利益机制改革的从模糊变清晰，其对于未来股市的积极影响才格外的真切，格外的值得期待。

　　中国股市在较长的时期内还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告别政策市在现在来说显然为时过早。对于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饱受“希望变失望”的轮回之苦的中国股市投资者来说，这一次，谁又能把一个“不”字说得那么明晰那么肯定？

　　我很愿意认同当前的沪深股市是牛市下半场而非熊市上半场的说法，但我更倾向这样的提法：当前沪深股市与其说是牛市下半场或熊市上半场，不如说是股改下半场。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关于股改，至今只有“初步完成”的说法而没有过大功告成的说法，这恐怕主要还不在于少数“股改尾子”的拖累。事实上，说“初步完成”也只是指用10送3的对价换取了流通股东对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的认可，而对于非流通股进入流通则除了使用“风险后置”这个缓兵之计之外，并没有提出任何后续的锦囊妙计。不过，即使股改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把股权分置变为全流通或者说可流通，那么，对价的通过至多也只能算是获得了名义上的流通权，而大非小非的进入流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头戏。更何况，是不是解决了隐含在股权分置制度弊端深部的利益机制的不公，才是决定股改最终成败的真正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大非小非的暂缓流通作为一种风险后置措施，虽然是上半场股改基本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但是，它在下半场的解禁则不免成为引爆市场风险的导火索，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截至3月18日，沪深两市已完成股改公司共有1288家。由于一时还找不到准确统计数据，笔者对于有关对价和流通权交换的结果只能作个大概的估算。按照10送3的平均水平，2115.26亿流通股约获得了634.5亿股对价，而5401.34亿非流通股扣除对价后获得的流通权则高达4766.84亿股，这还只是从流通权的数量来看的，而股价的情况就更复杂了。2005年春天股改宣布开始的时候，当时的平均股价是5.34元（沪市A股，下同），此后，同年6月3日，当股指跌到998点的时候，平均股价更是只有4.68元，即使是G股全部摘帽的2006年10月1日之前，平均股价也不过6.32元；而当隔开一两年限售期以后大非小非陆续到了解禁期时，平均股价早已今非昔比。其中从2006年6月19日股改第一股三一重工第一个开始解禁到2006年底，市场平均股价由5.42元上升到7.16元，2007年底则为19.14元，2008年初最高更达到22.54元。假如大家都在获得对价或开始解禁的第一时间沽现，那么，同一股票的价钱也不是同一个级别，更何况，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全部是市场价的成本，而非流通股股东如果持有的是原始股则只有1元甚至不到1元的成本，即使是转让成本也远较市场价的成本低。也就是说，大股东所获得的流通权利益比小股民所获得的对价利益不仅大，而且大出很多。对于如此重要的巨大差别，在这次大非小非减持潮的来到之前，市场各方未免忽略得太多了。

　　对于大非小非来说，无论其限售股解禁日的股价走势是向上还是向下，按捺不往的都是在巨大利益诱惑下的抛售冲动，并且越是股价预期不妙，这种冲动就越是强烈。这种急功近利的套现湮没了大非小非的长期持股信念，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公司高管的辞职离去，这充分表明股改在内在质量上的严重不足：通过对价方案所释放的流通权非但并未真正解决股市利益机制的不公问题，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了这方面的制度性裂痕。

　　相比狮子大开口的再融资，利益给大非小非带来的套现冲动是对于市场承受力更为严峻的考验。沪深股市从去年10月以来尤其是今年3月以来的非理性暴跌，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以中国平安而言，如果不是恰好在其3月份股东大会履行审议再融资方案的内部法定程序的前夕大非小非的解禁改变了流通股股东话语权的力量对比，恐怕大股东也不至于贸贸然地提出那个巨量的再融资方案，即便提出了，股东大会也未必就能通过。大非小非的解禁一下子使大股东的利欲膨胀产生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下泻已超过4成的沪深股市一次又一次跌破了那些所谓的防线，在多种多样的评论分析中，笔者还较少看到对国际热钱动向的细致考察。笔者因此在此提请大家特别留意，有多种迹象表明，这次沪深股市非理性暴跌的成因甚为复杂，那些刚从美国次贷危机中撤出的那些国际投机热钱，或许就是在那里瞪大眼睛早早候着抄底。

　　沪深股市虽然目前尚不存在与美国股市的联动机制，但是，在美元的暴跌逼人民币升值和美联储的减息挑战中国央行加息的背景下，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投资价值的中国股票却在被那些国际资本持续唱空，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与华尔街素来不联不动的沪深股市，因为A、H股的关系跟香港股市有所联动，而香港股市向来是看华尔街脸色行事的，于是沪深股市也就变得跟华尔街似乎有联有动起来。现在看来，这正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大佬做空香港股市的动机所在。在去年香港股市的历史性上升行情中大捞了一把的国际资本反手做空，三波次贷冲击波，香港股市非但一波也没逃过，一波比一波跌得更凶，而且比美国股市跌得还猛。恒指自去年10月底近32000点高位回落以来，至今累积跌幅逾33%，其间国企指数跌幅更达46%，而美国道指同期累计跌幅不足15%。上周美股跌了一百多点，而港股居然下跌一千多点，明显有被过度做空之嫌。

　　“醉翁之意不在酒”。做空港股所针对的与其说是港股H股，不如说是沪深A股。在新加坡和我国香港上市的中国股指期货被当成了做空A股的工具，香港股市的中资股尤其是含A股的H股更是成了重点打劫对象。在A股和H股走势不同步的情况下，H股单边暴跌一度拉开了A、H股的股价差距，在今年年初恒生A、H股溢价指数历史性突破200点整数关口，意味著A、H股之间的整体价差已超过一倍。而到了3月12日，恒生A、H股溢价指数收报165.38点，相对于高位大跌了36点或18%。其中中国中铁A股的大跌造成其对H股负溢价2%，成为自去年7月24日以来首度出现负溢价的个股。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含H股的A股均为权重股，例如中石油，对于相关A指堪称“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资本就是这样通过打压H股把A股拉下了水。

　　热钱涌入中国，已经是央行也不再回避的现实。那些以套取高额利润回报为目的的国际短期资本，按照去年的统计口径测算大约有25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27亿美元的50%。加上冲销外逃资金等那些隐含的“热钱”，有人估计实际的热钱规模可能在350亿至400亿美元之间。不过，所有这些统计加估计显然都不能对那些通过各种渠道暗中潜入中国股市、楼市的热钱即俗称所谓“过江龙”做出合理的解释，其规模有人说是1000亿，有人则认为起码有3000亿。如果这一切并非虚构，那么，这些热钱在2007年赚够了大热大牛的中国股票之后的套现沽压，就是沪深股市2008年年初以来的暴跌动力，起码也是最大的杀手之一。然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当暴跌跌出了A股的底部的时候，对于被跌出去的本土投资者来说，是“财产性收入”打了对折，而对于“一个钱变成了两个钱”的热钱来说，则不仅有了更多的抄底本钱，而且现在可以抄到更便宜的底。这已经不是一个算术游戏，而是几何游戏。

　　几个月前还在大力倡导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的基金，这些日子因着行情的急剧波动、外部环境的恶化而沉不住气甚至有些手足无措了。坚守理念，何其之难！

　　被视为市场稳定器的基金，去年创造了炫目的“财富效应”，像磁铁一样深深吸引了无数冀望给养老金增值的投资者，规模也随之达到了3.27万亿。在市场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经济被寄予厚望，今年初又新批了1000多亿。但是，非常遗憾，这回基金非但没有“稳市”，更遑论“救市”了。据统计，1月14日以来，跌幅居前的全是基金重仓品种。许多基金猛烈减仓，已击穿60%的仓位底线。基金持有人当然怎么也不会料到，今年的收获竟然是“希望变失望”。统计显示，逾九成的基金投资者今年以来出现了亏损。如果继续如此跌跌不休的话，势必将越亏越深。

　　对于基金，如果你觉得它的心思越来越让人摸不透了的话，不妨去再去听一听陈蝶衣那首传唱不衰的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只是疑惑还是难解：为什么越是亏损基金们竟还越是那么起劲地砸盘呢？

　　看空当然是一个普遍的解释，但这显然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也许，我们不该简单地否定那些看空的理由。 不过，谁都知道，虽然沪深股市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效应越来越强，但无论如何美国次贷危机不会成为决定中国股市预期的最主要因素，这也是许多基金经理在多种场合都承认了的。可是，为什么国际资本一唱空，我们这边就会都跟着唱起空并做起空来，而当美国及周边股市反弹走高的时候，我们的基金却总是少有作为呢？这里面似乎还有更为深奥莫测的玄机吧？

　　从近期的表现看，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一味跟着国际资本“鹦鹉学舌”的基金，肩膀上长的怕已不是自己的脑袋。国际资本的代言人说：“差不多了，赶快脱手吧”，于是，基金把每次的反弹都当成了出逃的良机。人家又说，不看好地产，不看好钢铁、银行，他们也就跟着使劲大抛而特抛去年底和今年初还被一致看好的金融、钢铁股，致使前不久还被大力推崇的大蓝筹概念股如今成了逃命的重灾区。可是，人家还在说不看好基金呢，基金又该怎么办呢？

　　在更多的时候，基金看的或许还是政策市的眼色，就像围绕地球团团转的月亮一样。不是吗？此次基金的砸盘，虽然据说是“逼宫”，其实何如说是对政策市心有灵犀的默契？这种政策市思维下的造“底”运动，牺牲的总是普通投资者的利益。

　　尽管基金砸自己的盘让外人来抄底，怎么看也有点像是“吃里扒外”，而基金净值一天天缩水，岂不也意味着对衣食父母的背叛？可是，有基金经理却对此作了另类解释：“基金规模虽然大了，却需要留出更多资金来应付可能的申购赎回。”言下之意，风险承受能力低、倾向于短期行为的投资者的占比过高，增加了基金经理的操作难度。这显然是推卸责任的遁词。

　　其实，基民买“基”不养“基”，变成了炒“基”，这又何尝不是基金思维短期化和基金行为散户化所造成的？但投“基”变炒“基”的结果，基金固然自食其果，基民、股民乃至整个股市也将大受其伤。如果任其蔓延，将形成非常严重的恶性循环。

　　股市的本质就是“测不准”，倘是政策市，则即便测准了也靠不住，然而，这显然不是基金崇尚短线思维的理由。基金思维的短期化，不能单用市场因素来解释。不少基金都把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写入了自己的章程，但是，在基金经理纷纷成为“流水的兵”的情况下，这样堂皇的条款就不能不靠边了，因为短线投资或者多少还能彰显一点业绩，长线投资的“铁打的营盘”则即使没被“流水”所冲垮，也难免遭遇“黄河断流”之困。股权激励的方法也许暂时拴得住一些人的腿，但如果基金经理一心向往的是私募基金经理的盈利分成，他还会有多少心思放在别人委托的代客理财哪怕是政策特批的专户理财上呢？

　　顾名思义，债券型基金本应该是专门投资债券的，现在却专司打新股了，不无“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不过，当“打新”越来越成为股市逐利资金的“华山一条路”的时候，不要说债券型基金不务正业，就是银行、券商、信托甚至基金的理财产品，又有哪个不把“打新”作为“主打产品”的呢？如果不是证监会喊停，一些上市公司不也把刚刚从股市募集的资金都投到了“打新”上了么？至于企业流动资金和银行贷款被挪作“打新”之用，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笔者最近了解到，有的地方的行业主管部门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打新办”，把所属企业所有能抽得出的资金汇聚到一起去“打新”。据说，该企业去年全年的业务利润还不及打新收益的一个零头！千军万马奔“打新”，万亿资金挤上“华山一条路”，说明“打新”确有其吸引人之处，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并且也许还将继续成为当前在沪深股市获取无风险收益的唯一捷径。但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股市来说，如果除了“打新”之外就别无选择，这与其说是生财有道的“一线天”，还不如说是万般无奈。

　　“打新”居然成了赚钱的“华山一条路”，是制度性弊端的产物。由于市场功能的定位上重融资轻改制、重投资轻回报、重机构轻散户的倾向性偏差，发行制度的改革老是停留在口头上，无论是新基金还是“打新”理财产品源源不断的扩容，都只是为了“救发”而不是为了“救市”。让中小股民聚集在“打新”产品的旗帜下分一杯余羹，说穿了，无非是为了让大股东大机构可以更多地圈大钱和更好地获大利而已。赚一点制度空隙下的这种蝇头小利，比起看不到更多更好的市场化投资回报前景来，其实更让人不胜担忧。

　　全民炒股变成全民“打新”，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种误导。对于投资者而言，一往情深追逐“旱涝保收”的“无风险收益”，无助于引导价值投资，也不利于形成正确的风险观，且从长远来看是相当危险的。对于企业而言，巨额资金对“打新”趋之若鹜，远远偏离了企业的实务，一旦企业运行资金周转不灵，随时都有可能对企业生存发展带来颠覆性的灾难。对于银行系统来说，银行储蓄向“打新”转移固然未必会造成“蓄水池”的枯竭，但对于央行货币市场的公开操作则无疑是一种反方向的“打扰”，在一定程度上将抵消货币政策“从紧”的效果。对股市来说，二级市场的几乎断绝投资回报的希望而只能靠一级市场的打新股来赚钱，更是彻头彻尾的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笔者很早就提出：在“打新”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打新”越是成为全民运动，寻租空间也就越大。它在产生有利于新股加速扩容的资金吸引作用的同时，也对沪深股市本身的存量资金产生不可避免的挤出效应。后者对于整个市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投资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他们不仅将无法回避“打新”所引起的存量股票价格调整的伤害，一旦割肉去追着“打新”，又无疑充当了既得利益的接棒人，甚至还有可能付出为新股跌破发行价埋单的惨重代价，那将是后果非常严重的二次伤害！

　　尽管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抄底行动大多出师不利，但是，迹象表明，中国资本的抄底冲动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分析指出，最近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的平安大融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号。平安不惜刷新国内融资最高纪录一下子就想圈个1200亿至1600亿元，据悉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并购在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受伤的海外金融机构。

　　也许，在平安看来，美国次贷危机风险已经先后得到了两次释放，似乎到了最合适的抄底当口，再不抓紧，机会或将稍纵即逝。这样的抄底心切，人们早已在中投对黑石的投资中就有所领教了的。

　　中投在公司正式挂牌4个月前的那次抄底，虽然在黑石上市之初还曾略有盈利，但转瞬之间就被美国的次贷危机给吞噬了个一干二净，不到一个月就反过来亏损了5亿多美元。那时的美国次贷事件只被称之为“风波”还没有升级为“危机”，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化，中投的黑石之损也渐次扩大，目前已超过了12亿美元。而且，其接下来对摩根斯坦利的投资亏得也不轻。

　　平安此前的第一次抄底至少现在来说也没有赢。去年11月，刚刚从A股市场募资382亿元的平安，就投资了欧洲富通18.1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99亿元）。就在它这次提出再融资计划之前，已经出现了约4.2亿欧元的浮亏。23%的亏损比例比起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的逾四成亏损来说虽然还小了许多，但花掉的钱已相当于从A股市场第一次公开募资所得的一半，而原来承诺的投资计划却连一点水花也没有泛一泛。这即使尚未伤及平安的元气，也应该起到相当的警示作用。

　　曾经担任过社保基金理事长的项怀诚在其任内有句名言，叫做“不怕慢，就怕站”。这里面所反映的其实是一个主要对任期负责的特殊投资者的心态。对于中投公司来说，按照曾经担任过项怀诚副手、现在是中投总经理和首席投资长的高西庆的说法，中投的外汇资产也是通过发债筹得的，年息约5%。中投首先要把债还上，把这5%的利息挣出来。压力也许正是中投在其立足未稳甚至连董事长总经理们还没有得到正式任命时就急于出手抄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驱动动机。然而，这决不应当是非理性投资的理由。虽然高西庆也说，“中投公司希望被看作普通投资者之一”，但是，对于任何稍有理性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知己知彼永远是第一等重要之事。在还没有充分了解被投资对象的情况下急于出手，显然犯了理性投资的大忌。

　　美国这场次贷危机同其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不同，并非一开始就摧枯拉朽地推倒多米诺骨牌，而是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的，它的展开有一个过程。现在看来，无论是中投还是别的什么中资机构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抄底，大多在看到了第一次退潮时暴露出来的裸泳者就伸出了救援之手，却没料想还有更汹涌的第二波冲击波跟着将袭来。仍以中投为例，就在其去年12月13日发布招聘境外投资管理人的正式公告，而且当月31日还再次发布选聘公告，为其管理固定收益投资组合选聘境外投资管理人的期间，也就是说，拟议中的“操作平台”尚在构筑过程之中的时候，中投又一次出手了比其第一笔的30亿美元还多了20亿美元的更大投资，即认购摩根斯坦利最多9.9%的股份。据有关媒体披露，大摩与中投公司有关负责人之间有良好的人脉关系，我们不知道美国的那位“人脉”在向我们的中投传递摩根股权转让意愿时，是否也透露过它的潜在危机。但是，就在中投收购摩根部分股权仅仅一个月后，摩根就公布其第四季度发生了35.88亿美元的巨亏，其中13亿美元即系因次贷所致的损失。我们很希望听到有对此较为完整的解释。

　　乍看起来，2008年的股市走势似乎什么都是“拧”的。你越是想“越来越牛”，走势却偏偏越来越熊，甚至连你想过个快乐的春节也难如愿。当又是雪灾又是股灾就像“屋漏偏逢连夜雨”地一齐而来的时候，也许你会想，总该来个全民抗雪灾一样的“救市”大动员了吧？可是，听到的回答却是，管理指数不是我们的责任。鼠年难道真的就炒不得股，活该打个鼠洞去“逃命”了吗？

　　不！还是让我们的思维定势先停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吧。

　　所谓思维定势，其实就是一种先前形成的知识、经验、习惯对于现在或后继活动的趋势、程度和方式的影响。它使得人们对于从事某项活动时预先准备的心理状态总是摆脱不了已有框框的束缚，表现为一种受原有认知固定倾向所支配的消极的思维定势。人一旦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就会习惯性地顺着定势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不愿也不会转个方向、换个角度去想问题。这是一种愚顽的心理强迫症，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可以说是“难治之症”。

　　芝麻开花节节高，不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吗？过去两年的沪深股市实在是太牛了，让人想要不牛哄哄的也不能：既然牛出了那么多的全球第一，凭什么就不能牛出个“天天向上”，牛出个“黄金十年”呢？可是，这样想的人只看到了牛市的基本条件没有改变这一点，却没有想到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不仅管理层的政策思路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心有灵犀的机构也早已做好了随机应变的准备。说句不中听的话，没有准备的恐怕就只有还在为“为什么要逃命”而纳闷的你。

　　“八二”现象是股价与指数背离的表现。不过，这与其说是股价的价值发现，不如说是指数的自我否定。蓝筹股过于泡沫化，以及权重蓝筹股操纵下的指数过度失真，恰好借中石油回归之际来了个总爆发。指数的欲振无力不仅是以中石油为代表的权重蓝筹股价值回归的紧箍咒，而且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一个信号。但这显然并不是幸运的信号，而是危险的信号。

　　历史经验表明，利益和风险任何时候都是结伴而行的孪生兄弟。“八二”在给散户投资者带来财富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股价泡沫化的风险。去年上半年的行情，也可以说是一波较为典型的“八二”行情，只是由于招致了“5·30”的税率调整才戛然而止，至今备受非议。在笔者看来，即使没有有形之手的调控，一个过于疯狂的市场也是终究要遭遇无形之手的调整的。这个无形之手的调整其实比有形之手的调控更有力，也更有效。有形之手的调控虽然暂时遏制了垃圾股的泡沫泛滥，但并没有使市场的过度投机炒作获得真正的教训。过度的投机炒作只不过转移了一下方向，从吹垃圾股的泡泡变为吹蓝筹股的泡泡而已。而蓝筹股泡沫虽然创造了比“5·30”当下4336点高出了更多的6124点，但是，终结这个高点的其实也正是作为它的创造者的自己。中石油所创下的13年来最大的月跌幅纪录，伤害至深的不仅是投资者对于蓝筹行情的信心，而且更是对于中国股市“晴雨表”功能以及与其相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性收入”效应的信心。不过，如果不是“5·30”调控的过早出手，谁能说蓝筹股泡沫如今的命运不是本该落在当初的垃圾股泡沫头上的呢？

　　花旗巨亏，干卿底事？何以有人要大呼逃命？

　　花旗巨亏，引起全球股市暴跌。那是美国次贷困局在向全世界转嫁危机。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是，尽管我国主权投资基金以及诸多走出去的银行和金融投资机构所蒙受的次贷损失一再被始料所不及地放大，同时，金融的不稳定，能源和资源的竞争，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也不可能不给我国经济带来新问题，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不仅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逆转，反而有可能得到一个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在资本项目尚未充分开放的防火墙保护之下，沪深A股市场目前尚不存在与全球股市特别是美国股市联动的条件，继续加快发展并保持一枝独秀的牛市行情也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种情况下，肆意做空岂不是要让无辜的本土投资者为美国人的次贷危机埋单么？

　　这些天来A股和港股联袂暴跌，但A股同港股的因果关系各不相同。港股主要是受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的影响，同时，港股也是一个国际资本充分参与的市场，不能不与国际市场荣辱与共。而国际市场波动对A股的影响，则主要还是心理层面的间接影响居多，至少在目前，还谈不上联动，但含有H+A成分的国企股的暴跌不能不对其所占权重甚大的A股造成一定的拖累。

　　就像今冬的第一次暴雨雪一样，恰巧处在雪雨分界线上的南京，在冷、暖两股势力的“对垒”之下，一会儿一场雪，一会儿一阵雨，雪和雨的拉锯战一时间蔚为奇观。处在中美两大经济体结合部的香港，一边直接受惠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一边又不能避免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港股的表现因此也是热起来就过热，冷起来就急冷。在第二次次贷冲击波中，港股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暴跌逾3000余点，其中后一周的单周波幅就超过了3000点，国企股的波幅也高达2288点之多。